千古人龙——诸葛亮

千古人龙——诸葛亮


    诸葛亮(181~234),东汉琅琊阳都(今山东沂南县)人,三国时期卓越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。因“躬耕于南阳”而使南阳人感到自豪和骄傲。诸葛亮的思想主要包括哲学、政治、军事、统战等。

    一、 对立统一思想

    诸葛亮在《论诸子》(《诸葛亮集·文集》卷二)一文中指出:老子长于养性,不可以临危难。商鞅长于理法,不可以从教化。苏、张长于驰辞,不可以结盟誓。白起长于攻取,不可以广众。子胥长于图敌,不可以谋身。尾生长于守信,不可以应变。王嘉长于遇明君,不可以事暗主。许子将长于明臧否,不可以养人物。此任长之术者也。

    这里提到老子、商鞅、苏秦和张仪,以及白起、伍子胥、尾生等先秦人物,其中老子属于道家,商鞅属于法家,苏秦、张仪属于纵横家,白起、伍子胥均属兵家,而尾生(一说即尾生高)为古代高士。至于王嘉则为西汉人,许子将(即许劭)略大于诸葛亮,基本上属于同时代的人。《论诸子》肯定了上述人物的优点,而又指出其不足之处。言简意赅,词旨鲜明。结尾说:“此任长之术者也。”表达了他弃短用长的初衷。

    道家老子“善于养性”,主张顺应自然,达观随化,故依其说,一旦面临危难,除竭力趋避外,即不知如何应付。又如法家的商鞅善于以法治国,但不懂得如何“教化”人民,以致刑罚残酷误杀许多本来可以不杀之人。可见,“养性”与“临危难”、“理法”与“从教化”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对立。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一矛盾,这就要求全面考虑统筹兼顾,将“养性”与“临危难”、“理法”与“从教化”和谐地加以统一。至于纵横家苏秦、张仪及兵家的白起、伍员(子胥)也同样各有长短优劣。白起为秦国名将,长平之役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余万人,却不知加以收抚借以扩大自己的队伍(即“广众”)。尤其是伍子胥虽为吴国立下大功,运筹帷幄克敌制胜,然而不善于保全自己,终于被谗身死,永为后世叹惜。

    以上是诸葛亮对道家、法家、纵横家以及兵家的看法,反映了他各有所取各有所舍的思想。其主旨在于使矛盾由对立转向统一,借以从历史人物身上汲取教益。

    诸葛亮在论述先秦诸子之后,又涉及一些高士、名臣。尾生守信的事迹,据传“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,女子不来,水至不去,抱梁柱而死”(《庄子·盗跖篇》),西汉贤相王嘉深受汉成帝赏识,后因谏阻汉哀帝宠信佞臣董贤而被谗下狱,愤懑绝食呕血而死(见《后汉书·王嘉传》)。所以,诸葛亮认为他只适合遇明君而不能事暗主。许子将(即许劭)与其从兄许靖均因善于核论乡党人物而享誉一时。许劭对曹操的评价是“‘君清平之奸贼,乱世之英雄。’操大悦而去”(《后汉书·许劭传》)。然而许劭评论别人优劣时却处理不好人际关系,他摈排许靖(字文休),为世所诟病,诸葛亮讥其“不可以养人物”,殆即指此。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许靖,他因不容于许劭,后来辗转归蜀。刘备称帝时任之为司徒,位列三公,深受诸葛亮敬重。由于许靖在当时名气很大,诸葛亮曾向刘备说:“靖人望,不可失也,借其名以竦动宇内。”(《诸葛亮集·文集》)《论诸子》文中提到许劭的缺点,显然寓有褒扬许靖之意。
事实上,尾生、王嘉、许劭三人从哲学思想看,都很难列入哪一家哪一派。儒家讲求忠信,就尾生、王嘉的言行观之,其思想殆亦近之。至于许劭的品题人物,只是汉代察举制度的影响及社会习俗之所尚的一种反映而已。《论诸子》提及尾生、王嘉、许劭并非因为他们在思想史上有什么重要的地位,关键是:一个人要守信,但不能泥古不变;要忠君,但对明君与暗主应有不同的方式;要评论别人的是是非非,须看到自己的不足。所以,看问题一定要全面,权衡利弊之后以正确解决。

    综上所述,《论诸子》一文反映了诸葛亮的对立统一思想,他对诸子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。实际上,是从较全面的角度来观察问题,好并非绝对的好,坏也不是绝对的坏,从而就避免了片面性,这是诸葛亮的过人之处。他撰述本文之目的,不仅仅在于揭示这些历史人物本身所存在的长处与短处,而更主要的则是为了解决问题。解决的办法就是“任长”,即扬长避短、弃瑕用瑜,使互相对立的矛盾趋于统一,从而为诸葛亮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军、治国,提供宝贵的经验。

    二、 人谋可胜天时

    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,天有无意志?是天命决定人事,还是人力可以胜天?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。诸葛亮提出了“人谋可胜天时”的观点。

    (一) 人谋可以胜天的信念

    诸葛亮博览群书,怀命世之才,在“天命”的问题上主要是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。在《草庐对》中,他向刘备说:“曹操比于袁绍,则名微而众寡,然操遂能克绍,以弱为强者,非惟天时,抑亦人谋也。”袁曹官渡之战,如果从双方兵力对比来看,则曹操远逊于袁绍,可是战争的结果却是袁败曹胜,大大出于人们的预料之外,不少人将它归之于“天意”或“天命所归”。可是,诸葛亮却认为这不仅仅是“天时”(指“天命”、“天意”)的问题,而更主要的则是“人谋”,即人的主观努力、正确的谋划及正确的判断所决定的。稽诸史实,情况亦确实如此。官渡之战前,曹操疑虑丛生,谋臣郭嘉为之分析敌我形势,所陈“十胜”之道,无一不是从“人谋”立论,从而坚定了曹操必胜的信念。

    在《草庐对》中,诸葛亮又以这一刚刚结束没有几年的著名战役,来为刘备以后的发展方略借箸为筹。刘备兵微将寡,又无一块可以立足的根据地。他与曹操相比,实力相差的悬殊,更甚于曹操之与袁绍,所以根本不具备“争锋”的条件。但是,事在人为而不取决于“天时”(天命),诸葛亮认为只要能正确认识客观形势,采取正确战略策略,充分发挥“人谋”的作用,就可以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,化劣势为优势,变被动为主动,进而与曹操争衡以取得胜利。这种“人谋”可以胜过“天时”的思想,并非盲目的乐观,而是唯物主义思想的反映。因为它是实事求是地对客观形势作了缜密的考察,再加上主观方面的正确擘划与决断,所以是符合科学原则的。

    (二) 驳斥魏臣假借“天命”进行诱降的谬论

    在诸葛亮“人谋”可以胜过“天时”的鼓舞下,刘备终于缔造了三分之业。然而刘备猇亭兵败,诸葛亮受遣扶孤,又一次“奉命于危难之间,受任于败军之际”,他面对着强邻环伺、国小民疲的现实而独撑危局。蜀汉建兴元年(公元223年),魏国司徒华歆、司空王朗、尚书令陈群、太史令许芝、谒者仆射诸葛璋“各有书与亮,陈天命人事,欲使举国称藩”(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)。诸葛亮没有写信一一作答,而是写了一篇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光彩的《正议》一文,反复阐述了人谋可以胜天的观点,以揭露魏国司徒华歆、司空王朗之流的诱降阴谋。

    1. 驳斥所谓“天命”、“人事”之谬说

    华歆、王朗等人写给诸葛亮的信,史籍不详,但欲诱使蜀汉“举国称藩”,即取消独立成为魏国的藩属,显然是这些人写信的目的。他们所持的理由则为“天命”与“人事”。所谓“天命”无非是吹嘘曹魏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,而蜀汉僻在西隅,国弱民贫,不应逆天行事;所谓“人事”则无非是夸叙曹魏军力之强大、上下之协和,而蜀汉以一州之地,兵少财乏,难以与大国抗衡等等。

    对此,诸葛亮首先举出项羽与刘邦之争。项羽虽然强大,兵精势众,又“处华夏之地”,“秉帝者之势”,看来是天命之所归了,可是,他最终却被兵弱势孤的刘邦所击败。由此足证,“天命”不足凭,“人事”不可恃,而起关键性作用的还在于“人谋”。这里值得玩味的是,早在官渡之战前夕,曹操因袁绍兵强势壮,心有疑惧,谋士郭嘉也曾以楚汉之争的史实来劝说曹操,不要被气势汹汹貌似强大的袁绍所吓倒,这件往事是魏国君臣所熟知的。所以,诸葛亮此时重提项羽的败亡作为依据,驳斥“天命、人事”之说的不可信,自是寓有深意的。

    2. 以王莽篡汉为例,说明“天命”的虚伪性

    西汉末年,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时,曾经假借天意,制造符瑞,吹嘘自己是“天命”所归。然而王莽称帝后旋踵而亡,故《正议》云:“魏不审鉴,今次之矣。”易言之,曹魏政权的所谓“天命”同样是虚伪的,将蹈王莽之覆辙。诸葛亮还义正辞严地指出:华歆、王朗之流为曹魏唱赞歌,妄谈天命人事,是“承伪指而进书,有若崇、竦称莽之功”,实属厚颜无耻,难逃“无祸”之罪。这里的“崇、竦”指陈崇与张竦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中记载他们两人共同上奏,盛称王莽“功德”。《正议》将华歆、王朗等人与陈崇、张竦相比,一是斥责他们“各以耆艾之齿”,不顾名节而甘为曹魏鹰犬;二是揭露他们所说的“天命人事”,纯系一派胡言乱语。

    3. 决定胜负的关键,主要是“人谋”

    刘秀“创迹旧基”兵才数千,昆阳之战击败王莽强旅四十余万,足见兵力多寡不能起决定性作用。而决定胜负的关键则是“人谋”,更不是什么“天命”。诸葛亮说:“追观光武二十八将,下及马援之徒,忠贞智勇,无所不有。”因此,“谋合议同,共成王业”(《诸葛亮集·论光武》)。君臣一心,谋议正确,终于缔造了中兴之业。光武帝创业垂统的光辉事迹,充分说明“人谋”的重要性。

    不仅如此,诸葛亮还指出“人谋”的重要内涵之一是上下团结所发挥的巨大威力。“万人必死,横行天下”,坚强的意志和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,自会无敌不摧、无坚不克。所以,他重视“人谋”的积极作用,也就是认识到人的意志可以战胜所谓“天意”,人的创造力量可以改变所谓“天命”。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,他不仅严词揭露了魏国群臣以“天命”之说进行诱降的阴谋,而且敢于以弱蜀抗衡强魏,“提步卒数万,长驱祁山”深入魏境“自来自去”,魏国的精兵猛将,只能据守坚城,勉强“保全而已”(《诸葛亮集·附录》卷二)。因此,诸葛亮的人可胜天的观点比起“敬天”、“畏天”的唯心主义思想来说,其进步性真不啻是天壤之别!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卓荦不群的杰出人物,在兵微将寡的困难情况下,为蜀汉的开邦建国立下了难以磨灭的功勋,其思想的敏锐性和对客观事物的洞察力,绝非一般笃信“天命”之说者所能相比。

    三、 淡泊以明志,宁静而致远

    诸葛亮在《诫子书》中提出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的两句名言,一直传诵到今天。后世为了简洁、凝练起见,又把这两句话概括成为“淡泊以明志,宁静而致远”。可是,其确切含义尚需进一步加以探索。

    所谓“淡泊”、“宁静”,乃是互文见义。词汇虽异却表达了主“静”的同一思想。淡泊,犹言恬淡、恬静。淡,这里是安静之意。《老子》云:“淡兮其若海。”泊:恬静。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云:“泊乎无为。”宁静,亦为安定、平静之意。宁:安定。《易·乾》云:“万国咸宁。”因此,“淡泊”与“宁静”都反映了诸葛亮的静观万物、静心思考和冷静处世的思想及其心态。而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:没有恬淡无为的思想就不足以表明自己不汲汲于名利的志向,没有安定平静的心情即无法实现远大的理想。

    (一) 诸葛亮的主静思想源自道家

    在中国哲学史上,道家学派主张清静无为,把“静”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,以其摒除凡尘杂念的干扰,完全顺应自然的变化。老子说:“致虚极,守静笃。”(《老子》第一六章)即对客观事物的认识,目之所接,心之所寓,均应以纤尘不染、极度虚静的态度加以对待,从而使自己进入“无为而化,清静自正”的境界(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)。这种境界也就是老子所说的“清静为天下正”(《老子》第四五章)。庄子进一步发挥说:“虚静恬淡,寂寞无为者,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。”(《庄子·外篇·天道》)换言之,由于清静属于天下的正道,因而人们如能保持恬静无为,不仅可以使天下保持太平,而且是道德所能达到的最高规范。事实上,老子所向往的“小国寡民”的社会,“鸡犬之声相闻,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”(《老子》第八NFCA1章),也正是这种虚静恬淡思想达到高度的表现。受到老庄哲学一定影响的东晋诗人陶渊明于《归园田居》诗中说“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。户庭无杂尘,虚室有余闲”。则把这种高度宁静的思想用诗的语言加以表述,显得更加亲切自然、深刻隽永。

    诸葛亮在修身进德方面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。他说:“君子之行,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,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这句话的核心是一个“静”字。乍一看来,“俭以养德”一语似乎与“静”无关,但究其实,则关系密切。因为节俭方可清心寡欲,避免浪费。这就要求人们的内心世界始终保持宁静,不会为贪图丰厚的物质享受而分神劳力。诸葛亮在批评以求仙访道相标榜的张鲁的信中说:“灵仙养命,犹节松霞,而享身嗜味,奚能尚道?”(《诸葛亮集·文集·与张鲁书》)指出张鲁并未能真正的静心求道,还在贪恋各种物欲。

    关于节俭思想,老子阐述得很深刻。他说:“我有三宝,持而宝之:一曰慈,二曰俭,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”(《老子》)为了保护这三宝,老子又提出三去:“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。”(《老子》)何以非崇俭去奢不可?老子明确指出:“民之饥,以其上食税之多。”(《老子》)统治者不从事则奢,欲壑难填,对人民的过分剥削势必造成饥寒交迫的严重后果,最终引起人民的反抗,即使严刑镇压也无济于事,因为,“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”?(《老子》)由哲学思想转入法治思想,老子的言论确实是精妙的。因此,诸葛亮提出了“俭以养德”的主张,就修身而言,不要刻意追求锦衣美食;就治国而言,则应约己爱民。然则,如何培养俭德乎?这就要求自己能在思想上保持宁静,在生活上甘于淡泊。其实儒家也是重视节俭的,“一箪食,一瓢饮”,不以为苦。《论语·述而》说:“奢则不孙,俭则固。”将奢与俭进行了对比,强调戒奢崇俭。上文所引韩非所说“静则少费。”亦为此意。事实很清楚,所谓“俭以养德”是建立在“静”的基础之上的美德。

    (二) 诸葛亮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倾向性

    1. 什么是认识?众所周知,所谓认识乃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,其中包括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,而人们的社会实践则是认识的发生、发展的基础,也是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途径。因此,如果承认实践对认识客观世界是必需的,不可或缺的,而且还承认先有物质后有意识,那就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。反之,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。

    2.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,要求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,必须摒除主观成见,廓清各种俗虑杂念的纷扰,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,得出正确的结论。由此可知,诸葛亮的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的主静思想,结合他的“人谋”可以胜过“天时”的观点来看,显然是正确的,而且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。

    3. 诸葛亮主张以俭养德、以静求学、以学广才,可以说无一不要经过实践的考验。例如节俭的美德,只能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才能养成。又如以学广才的问题,虽然知识的来源主要是从间接经验而来,但某些知识的积累也是靠亲身实践而得的。至于一个人才干的增长提高,尤其需要通过实际锻炼,由感性上升为理性。据此可知,诸葛亮的主静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客观事物,并非静止的、不动的与世隔绝的思想。

    4. 诸葛亮重视实践。他认为有些人由于“不接世”,就不能“励精”奋发(《诫子书》)。为此,他主张必须具备“强毅”的意志,“慷慨”的襟怀,才能在实践过程中经得起失败的考验。因而只要能“忍屈伸,去细碎,广咨问,除嫌吝,虽有淹留”,又“何患于不济”?(《诫外生书》)

    据此,诸葛亮的主静思想虽然源自道家,可是已不同于道家。因为他毕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要面对现实与惊涛骇浪进行搏斗。他强调“淡泊”、“宁静”,是为了冷静地认识客观世界,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,并且还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。所以,他的主静思想是积极的,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范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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